文|徐 来

编辑|徐 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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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
柴荣临终前做了精心托孤，想着让权力彼此制衡，稳住朝局。

可五年不到， 赵匡胤黄袍加身，细想当时局势，这结局真有悬念。

托孤的心思

公元959年， 后周世宗柴荣病重，他是五代里少见能文能武的皇帝，北伐契丹、削平南唐，声望极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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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他心里清楚，自己身体扛不住了，年仅七岁的 柴宗训根本无法独立掌政。

当时的大周朝廷，表面上文臣武将齐心，其实权力结构已经有了裂缝。

柴荣坐在榻上想的，就是如何在自己走后，让这架机器还能运转。

他挑选了几位托孤重臣： 宰相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，再配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来维持军权。

这样做的逻辑很直白—— 文臣管朝廷，武将镇军队，互不吞并，互相制衡。

我觉得柴荣这个安排，不是临时拍脑袋，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。

五代的皇位更替，很多就是被手握兵权的人轻易改写。

他见过契丹扶持傀儡的例子，也见过军阀拥立新君的套路。

所以他要防的，就是某一方一家独大。

柴荣还调走了 张永德、 李重进这样的宗室将领，避免有人在幼主年间挟天子令诸侯。

按理说，这套制度设计是有前车之鉴的智慧——文臣互相掣肘，武将无独揽权力的可能。

问题是，他忽略了一个现实： 制衡并不等于稳固。

从当时的局势看，柴荣没把赵匡胤放在托孤中枢，表面是避开军人直接干政，实际上也意味着，赵匡胤不在“制度内”，却有着最大的军事实力。

这种外圈的权力，往往更难控制。

制衡里的隐患

托孤重臣接班的第一年 ，朝廷看似平稳，范质在相位上谨慎，王溥老成持重，魏仁浦在朝多年有威望。

可这些文臣的共同弱点，就是对军队缺乏实际掌控力。

后周的禁军，尤其是殿前司和侍卫亲军，权力实在太集中在殿前都点检手里。

赵匡胤正是这个位置的掌握者，他手里有精锐亲军的调动权，而且这些人不是地方兵马，都是贴身护卫的角色。

谁能调动这支军队，谁就能决定皇宫的安危。

我觉得柴荣的“互相制衡”在纸面上没错，但在当时的政治生态里，文臣根本不可能约束亲军统领。

范质要调动禁军，必须经过殿前都点检同意。

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——文臣的权力，在关键时刻全看武将脸色。

更大的隐患在军心， 当时北方边境并不安宁，契丹、北汉都在窥伺，军队随时可能出征，一旦外征名义成立，殿前都点检就能带兵出城。

到了城外，京城留守的文臣就彻底失去了制衡手段，这也是为什么到了960年，“ 陈桥兵变”会那么顺利。

赵匡胤当时以北伐辽军为名出征，带走了禁军主力。

没人能约束他——既没有亲王领兵在侧，也没有足够威望的文臣随军监督。

这等于把全局主动权直接交到他手里，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： 柴荣托孤时，并没有设立一个权威至上的摄政体系。

比如，宋太祖后来托孤时会明确让太宗协助，柴荣只是分派文武任务，并没给某人绝对决策权。

这种多中心制衡的好处是没人能独裁，坏处就是遇到突发事件时，没人能拍板。

赵匡胤正是钻了这个空子——当朝廷内部还在犹豫时，外部的军事力量已经完成了事实上的政变。

我常想，如果柴荣能在托孤时，设定一个能统摄文武的核心摄政者，也许局面会不一样。

但五代的权力传承太短促，没有人敢放手让某一方绝对掌控。

柴荣的谨慎，反而为后来留下了真空。

从史料来看， 范质、王溥在兵变当天根本没有抵抗能力。

这并不是他们不忠，而是手里没有兵。

赵匡胤回到开封时，黄袍早已披在身上，朝臣见到他，面对的是一支军队，不是一个臣子。

那一刻，制衡体系的全部假设都崩溃了。

赵匡胤的机会

柴荣驾崩后的几年，后周政局其实并不稳。

幼帝 柴宗训年龄太小，政令需要经过宰相讨论才能下达，这种拖沓的制度，在和平时期也许没问题，在边境危机下就是致命的。

959年底，辽国与北汉之间传出联军南下的动向。

朝廷急召殿前都点检 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，这时候，局势的危险不仅在边境，更在京城。

出征的军队几乎全部是禁军主力，这些人长期跟随赵匡胤，关系亲近， 军心向谁，就听谁的命令。

在开封城外的陈桥驿，赵匡胤被将士簇拥，黄袍披在身上。

史书记录的过程很简短，细想之下，这绝不可能是仓促决定，军中高层对幼主没有忠诚的情感纽带，对文臣更是缺少敬畏。

他们要的，是一个能带来稳定和利益的领袖。

黄袍加身的那一刻，已经宣告托孤制度被彻底推翻。

我觉得，赵匡胤之所以能在毫无血腥冲突的情况下接掌天下，关键不在于个人魅力，而在于 制度留下的空白。

当柴荣决定文武分权、互不干涉时，他等于承认军权可以脱离文臣直接监管，而这种设计，根本经不起实战的考验。

赵匡胤进入开封时，范质、王溥这些托孤重臣都在，他们没有抵抗，也无法抵抗。

朝堂上的一切礼仪都照旧，唯一变的，是坐在龙椅上的人。

制度的脆弱与历史的定论

五代十国时期的皇位更替，几乎没有哪一次是靠制度平稳传承的。

柴荣的安排，本意是让权力平衡，避免武人篡权。

可历史告诉我们，在军权高度集中的时代， 制衡一旦缺少核心力量，结果就是谁握兵谁称王。

后周的灭亡，并不是赵匡胤个人野心的唯一结果，而是五代整个政治文化的延续。

军队的忠诚度，是给将领。

文臣的权力，是靠皇帝背书，当皇帝是个七岁的孩子时，这两个支柱全都摇晃了。

我觉得，柴荣的失败在于，他只看到权力的相互制约，却没看到权力需要 绝对的中心来凝聚。

一个幼主时期，如果缺少能统一调度的核心人物，制衡机制反而会让每个权力点都彼此孤立。

这种孤立，一旦遇到外部冲击，就会被轻易击穿。

历史对赵匡胤的评价各有不同，陈桥兵变本身几乎没有流血，这在五代乱世中极为少见。

很多人因此说他是“和平禅让”，这个和平的代价，就是柴荣苦心设计的托孤体系彻底崩塌。

后周的命运，就在一次军事行动的途中，被改写成了宋的开端。

从此，黄袍加身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。

它不仅改变了一个朝代，也让后来的统治者明白： 托孤不是文字游戏，军权必须牢牢握在可信之人手中。

如果没有这一课，或许宋朝也会在几十年内重蹈后周的覆辙。

发布于：福建省